夏纳是抗大总校的学生，毕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部作战科当参谋，但他对分配给他的工作有点意见，心里不大痛快。彭德怀知道这一情况后，决定亲自找他谈一谈。
一天，彭德怀来到夏纳的住处，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你就是夏纳同志吗?我叫彭德怀。”一听是彭德怀，夏纳顿时紧张起来。彭德怀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温和地笑笑，尽量把神态放得随意一些，说：“听说你是从抗大总校来的，我们很欢迎。咱们这里真正有文化的人不多，很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前来工作。可是，据说让你到作战科你不很满意，是吗?”夏纳局促地说：“我学的专业是工程技术，没有专门学过军事知识，我怕到作战科完成不好任务。”
“是呀，”彭德怀深有感触地说，“按照你所学的知识，本该让你去搞工程才对。但是，现在的形势不允许我们这样安排，我们正在打仗。根据地里又没有什么工程可搞，要搞也只能等到抗战胜利才行。眼下，摆在我们面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。特别是作战科，很需要一些有文化的同志去加强工作。为了对付日本鬼子，暂时只好让知识服从抗战，你说是不是?”
听了彭德怀这番话，夏纳思想上的疙瘩解开了。彭德怀趁热打铁，继续开导他说：“其实，什么知识也是从实际工作中学来的。别以为军事这门学问高不可攀，实际上也没有什么了不起。只要肯学习多动脑子，许多科学知识也都是可以学习到的。到那时，你就会觉得学习军事，指挥打仗，还真有意思多了。”
一天，彭德怀在作战科看到夏纳写的一篇题为《论敌人的“铁壁合围”战术》的文章，便坐下来认真地阅读起来。原来，这年夏天，日本侵略军为了一口吃掉抗日力量，对华北根据地施行了残酷的“铁壁合围”，后来，在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指挥下，经过广大军民的同心协力，奋勇抗敌，最终粉碎了敌人的“铁壁合围”。夏纳亲自参加了两次反“扫荡”的激烈战斗，便琢磨研究一番，写出了这篇论文。
彭德怀看完文章后，说：“小夏，你这样做是很对的。实践出真知。一个青年应该好好研究点实际问题，尤其是敌人使用的那些战术，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嘛。不过，你写的这篇文章还存在某些片面性。你只从表面上说了一下敌人战术上的一些形式，没有从本质上明确指出敌人‘铁壁合围’战术的特点和弱点。如果能够就如何打破‘铁壁合围’战术做进一步的研究，这篇文章就会生动有力，有理有据，说得让人心服口服，产生一定的教育意义。”
彭德怀又说：“另外，文章的题目也有点大，不够贴切。”说罢，他摸出钢笔，在原标题上边端端正正地写下了“关于‘铁壁合围’战术的研究”几个大字。彭德怀走后，夏纳从实际工作和实战中学习研究军事知识的劲头就更大了，将那篇文章做了认真修改，又拿给彭德怀过目。不久，这篇文章就在八路军总部创办的《前线》杂志上发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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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老一辈革命家中，王震以爱才而闻名。他曾说：“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，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”，“尊重人才，没有人才可以有人才，人才少可以变多，否则，多就会变少，有等于没有。”
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王震，幼年时只读过几年私塾和小学，但在他指挥的部队里，积极主张吸收知识分子入伍。
1937年11月，时任三五九旅旅长的王震参加八路军会议，他说：“我想要一些人。”贺龙笑着说：“你胃口真不小，一个三五九旅那么多人马，还嫌少?”王震笑着说：“我王震用兵也是多多益善嘛!我还要一些读书识字的知识分子，给部队教授文化知识。没有文化的军队，是愚昧的军队，打不败日本帝国主义。这不是我们常说的吗?”
于是，贺龙将从北平来根据地参加抗日的康世恩、郭小川、刘亚生、赵安博、王季青等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分给三五九旅。其中，北京大学毕业生刘亚生很受王震器重，被破格提拔为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。王震求才若渴，在三五九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：凡是初、高中毕业生入伍，在连队锻炼一段即委以恰当的职务。
解放战争时期，王震率军每解放一座城市，就亲自去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部队。《王震传》的编者说：“王震像磁铁一样，在自己周围吸引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。”农学家涂治、水利专家王鹤亭、钢铁专家余铭钰、地质学家王恒升、纺织专家刘钟奇……他们都是王震领导新疆建设的高级参谋，为新疆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1956年，王震任农垦。在“反右运动”后期，王震心里总在想着一件事：被定为“右派”的人，也要给个出路。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还是有用的，别的部门不要，可以到农垦部门来嘛。在王震的支持下，1958年，北大荒不仅接纳了10万转业官兵，还接纳了1500余名“右派”，其中包括丁玲、艾青、丁聪、吴祖光、尹瘦石、黄苗子等文化名人。
1969年10月，王震被下放到江西红星农场，他从各地请来了很多科技人员。李汝庆是农场一位学畜牧兽医的科技人员，因为海外关系和“反右”期间的问题，在场里被当作重点“牛鬼蛇神”批斗了三年。在调查和了解情况后，王震通知李汝庆到总场开会，“我和你们党委研究过了，现在决定解放你，你就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开会。”李汝庆参加批斗会，不是站就是跪，现在一听见让他坐下来，激动得潸然泪下。从此，李汝庆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，为农场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***一生热爱山水，工作之余，登山是他的一大爱好。拐杖，成为他晚年登山必不可少的用品。他对拐杖没有什么讲究，不管木制的还是竹制的，只要合用就行。在众多拐杖中，他特别喜欢一根竹拐杖，这根拐杖来自杭州丁家山。
***喜欢杭州，称杭州为第二故乡，生前先后40多次来杭州。20世纪60年代初，有一次***登丁家山，上山前，随行人员没有带拐杖，就到附近农家砍了一根竹子，简单处理了一下，当作拐杖，***就拄着这根散发着清新竹香的拐杖上山。途中，他仿佛想起了什么，突然停住了，郑重地问工作人员：“这根竹子有没有付钱?”工作人员回答说：“老乡本来不收钱，但我们还是付了。”***很高兴，赞扬工作人员做得对。***对这根拐杖喜爱有加，上山后吩咐工作人员不要丢掉，要带回北京去。
后来，无论是在中南海散步，还是外出视察，***一直使用这根未经雕琢的拐杖。作为*****，也曾有人给***送精致的拐杖，但是他却从不留用。对于从野外带回来的这根竹拐杖，他却敝帚自珍，视为珍宝。
有一年，***在湖南长沙考察，随身带着的就是在杭州丁家山上用过的竹拐杖。其间，越南主席胡志明来中国访问，到长沙拜见***。***与胡志明交情很深，两人相见甚欢。有一天散步时，胡志明突然向***提出交换拐杖，以资纪念。***看了看胡志明手中精致的拐杖，扬起自己手中的竹拐杖，风趣地说：“就这根打狗棍跟你换?换不得，你的太漂亮了。”胡志明拗不过***，只好带着遗憾回去了。
生活作风绝不仅仅是一己的好恶问题，还是一个人精神境界、精神品格的具体反映。生活俭朴是***的一贯本色，他不太注重物质享受，一向严格要求自己，拒奢侈崇俭朴。他的拐杖就是最好的说明。
***喜欢拐杖，宁可拄杖徒步，也不愿坐担架，更不愿坐轿子。
1947年3月，胡宗南重兵进逼延安，***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延安转战陕北。其时，他肺炎初愈，身体虚弱。卫士们考虑到他行军困难，为他准备了一副担架，可他坚决不坐，非与大家一起徒步行军。***不坐担架，这让大家很伤脑筋。警卫员孙振国找了根柳木棍，送给***说：“您就用这根柳木棍做拐杖吧，这样走起路来也许会省力一些。”***拄着木棍，试走了几步，很是满意。此后***就拄着这根木棍转战陕北。
晚年，***的登山爱好没有改变，但他有一个原则即上山不坐轿。有一次，***邀张治中同乘专列外出考察。火车到了安徽，张治中建议***上黄山看一看，***心有所动，但是，当他得知不能开车上山，只能坐轿登山时，就毅然放弃了，“那我就不去了，我不坐轿”。
很多人对***不坐担架、不坐轿子感到不解，对此，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：“坐轿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。我***不能坐!”
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，他比谁都更有权力和条件要求好的物质享受，可他从来不搞特殊化。宁愿拄杖徒步，也不坐轿子，正是他公仆本色的体现。“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，是人民的勤务员，当主席也不能比别人特殊，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!”所谓爱人者，人恒爱之;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***之所以被人民爱戴和怀念，原因也在于此。
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，如何使广大党员谨守朴素的生活作风，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，牢记人民公仆的本色，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，是关系到党的建设的重大命题。对此，也许可以从***的拐杖中得到一些启示吧!